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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走的方式进行思考 ——贵州河湾苗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安红应邀至我校作学术报告

贵州民族教育研究院    发布时间: 2019年08月26日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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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导师,英国文化人类学派的奠基人布隆尼斯劳·卡斯帕·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Bronislaw Kaspar)认为,在田野调查中的随笔是一种更真实地留存“此时此刻”的经历和感受,进而引发学术性的思考。从马林诺夫斯基起,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都必需到自己研究的文化部落住上一年半载,并实地参与聚落的生活,使用当地的语言甚至和土著建立友谊。而这些,都为了完成一份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纪录。

2019年8月23日,我校贵州民族教育研究院、旅游文化学院特邀请贵州河湾苗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安红至我校作了题为“田野调查:经历与体会”的学术报告。贵州民族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杨定玉、旅游文化学院院长李乐京、副院长李倩、贵州河湾苗学研究院院长杨培德等出席报告会,贵州民族教育研究院全体教师、旅游文化学院、体育学院部分师生参加报告会。报告会由贵州民族教育研究院中国乡土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志永教授主持。

缘起:田野调查浪漫吗?

多年前,本着一颗寻找纯净田野滋味的赤子之心,安红走进了巴拉河苗寨。那时的寨子不通陆路,只能通过摆渡;风景优美,民风淳朴,好一幅世外桃源的景象。本应享受这一份无忧无虑的田园风光,可当地落后的基础设施以及居民的贫困状况深深困扰着安红。于是,她带领村民开展林下养鸡、办夜校教村民识字,修码头、建水渠,组织放映露天电影……种种利民惠民举措,换来的却是村民种种的不理解。直到有一天,她听到村民说,安老师一定是很闲,才会每天晚上组织我们上夜校。她才认识到自己对村民帮扶的方式可能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她一遍遍的问自己。夜郎儿女不服输的性格没有让她在困难面前低头,她擦干泪水,收拾行囊,再次踏上了这片黔山秀水。

转型:田野调查辛苦吗?

这一次,她来到了施洞镇。吸取了以前的经验教训,安红并没有一开始就对当地进行“扶贫”式帮扶,而是深入田间地头,倾听当地村民的心声,积极融入当地生活。渐渐地,安红愈发热爱上了这片土地,并拜了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作为她的苗族“爸爸”。随着对受访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的不断深入了解,她开始思考,乡村的信仰是什么?社会结构怎么样?经济如何发展?文化如何传承?于是,她重新调整了当初带领乡村脱贫致富的计划,进而调整为立足田野,对村寨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的调查和研究,将重点从经济建设转变到文化传承上来。

她扛着摄像机、照相机长期扎根田野,往来于山寨间,为了拍摄珍贵的视频和图片资料,安红风餐露宿,经常都只能吃住在车上。每年收集到的影像资料,一个10T的硬盘装下来都有些捉襟见肘。

作为一个传承了五千年文化的大国,很难说法理公理就一定大于人情。人之所至,总有故事。特别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地,一些家族文化、氏族文化对生活的影响还非常大,而从调查取证到内在逻辑,是田野方法的终极意义。人类学学者是研究“他者”,学者们的工作是翻译官,将遥远的“异文化”翻译成可以分享的“本文化”。面对着堆积如山的资料,如何将清晰的逻辑脉络提炼出拿得出手的“干”?安红知道,这是她将要攀登的另一座高山。

沉淀:在田野中能获得什么?

研究方法没有孰优孰劣之分,要视研究问题的需要来定。但是在目前的学术界,大量的研究使用量化方法来回答“是什么”,却少有人用质化研究来回答“为什么”。田野调查是一种基于建构主义的质的研究方法,其目的在于将大量的、特定的细节重新组织成一幅全新的清晰的图景,抽象概括出背后的普遍规律,发现某种问题,并提出尝试性的理论解释和解决方案。

苗学作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个领域,许多问题已经解决了“是什么”,但是却缺乏“为什么”的解释。安红决定从婚丧嫁娶中去切入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这一次,她走进了高坡。

在婚礼上,她回顾新人的游方、提亲过程,从主家迎接舅家,对女方陪嫁绣品的品评,到主家恭送舅家都详细记录;在葬礼上,她从仪式的第一步清理神堂,到上神鼓、开路、哭丧等诸多祭祀环节,到最后的收神鼓,全程跟踪拍摄与访谈,搜集、整理了许多价值颇丰的田野资料,为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厚实的基础。随后,她就苗族的婚丧嫁娶,特别是结婚过程,与当今汉族地区做了简要对比。

“田野调查”的目的不在于深入田野获得端坐家中未有的研究材料,而是要通过对资料的分析,发现问题,或者回答问题,寻找事件背后的普遍规律。一个好的田野研究可能会是这样:每一个看过你所撰写的调查报告、论文或是专著的读者,都会从中看到自己的生活和故事,解答自己对于社会的疑问,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当下的社会与人。

安红的报告语言风趣幽默,却又不失严谨,循循善诱、深入浅出的向全场听众分享了十多年来田野调查的经验。报告结束后,安红就女性如何快速进入田野调查、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伦理关系等,细心的解答了现场师生的提问。通过本次报告分享,让广大师生对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启发了研究思路,拓展了研究领域边界。

最后,陈志永教授在总结报告会时提出,首先,田野中需要关注、尊重地方性知识。文字是交流的工具,学者不应拘泥于此。进行田野调查,要放下高学历的优越感,放低身段,走进乡土中去,田野中需要关注、尊重地方性知识,感受地方文化的魅力。其次,要关注地方性知识中的每一个结构性要素。地方性知识由无数个乡村的结构性要素组成,包括每一个物件、水井、石头……再次,要动态地看待地方性知识与结构性要素。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强调研究中的“过程-事件”分析法,需要我们将村落中的每一个要素以及每一件事件通过还原其过程,然后在过程中观察事件、结构性要素背后的形塑力量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最后,要进行研究范式的转换。在现实生活中通过扎实的、长期的田野跟踪,反复追问,发现有价值的问题,这样不仅能使我们的知识有穿透力,还能真正地打破学科壁垒,真正凝练出原创性、有价值的命题,这样才能真正建立我们的学术自信和文化自信。

 

文、图/伍韬         审核/杨定玉


安红在作报告

陈志永主持报告会

报告会现场

安红在田野调查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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